第二天，公社知道这起“英雄造假”事件，当天就组建了调查小组来的了三大队，调查临时办公室就设在了大队部，在这里进行了连续三天的调查问询后，带走了事件的当事人，黄利军、曲柱子娘俩、陈婷以及黄主任回公社继续审理，李队长暂时兼任书记全面管理三大队。
公社调查小组后，紧接着某军区的“”救灾英雄黄利军事件调查小组”来到了三大队，在这里经过几天的详细走访、调查、问询后离开了。
连续多日的调查问询结束了，整个三大队好像都在安静的等待这起“英雄造假”事件的结果公布，知青点也是如此，等待就是在无聊中消耗着时间。
1977年元旦，这个节日在农村就是平常的一天，三大队的家家户户也像往常一样，太阳落下去了，就是天黑。
知青点今晚的饭菜还是比往日丰盛了一些，我们围坐在一起，边吃边畅聊着过去一年值得记住的点点滴滴，都是感慨良多。
谁也没有注意到外屋的门开了，谁也没有注意到陈婷站在了屋门口，不知是谁注意到了陈婷，惊叫的大喊着：
陈婷回来了，我们的目光齐刷刷看向门口，一个个的瞪着眼睛看着，不相信这是真的，看着陈婷还是亭亭玉立的站在那里没有消失，突然一个个的都喊出了陈婷的名字，屋里瞬间沸腾了。
陈婷被带走后，知青点的知青们一直在等待着陈婷的消息。
那天公社调查组问询了这里的每一个知青，每一个知青的回答都是出奇的一致。
调查组问询人员认为这是知青们统一设定好的答案，对知青们的态度恶劣到了极点。
调查组针对知青们又进行了反复几次问询，答案仍是大同小异。
当知青们看到陈婷等被带走时，还有曲柱子娘俩也在其中，知青们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为陈婷所做的一切是成功的。
后来部队的调查组来了，问询时，知青们的答案仍是一致，部队的调查组没有像公社调查组那样抱有疑问，应该是选择了相信。
调查组走了，“英雄造假事件“一直没有定论，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在关注着事件最终结果，可是公社迟迟没有给出任何关于这件事情的任何信息。
半个月时间过去了，当这件事情渐渐不再被人提起的时候，陈婷出现在了知青点。
知青们为陈婷的归来欢呼雀跃，因为这是三大队所有知青努力的结果。
也让1977年开年的第一天的夜晚，从此不再是寻常的一天了，是胜利，是希望的一天。
喜悦过后，知青们坐下来静静的听着陈婷的讲述：
“我被带走那天，没有跟那几个人坐同一辆车，是坐调查组领导的车去的公社。
到了公社也没有跟他们关在一起，我被送到了公社后院的一个房间里，房间里有书桌，有炕，有被褥，后来我知道这里是公社招待所。
领我来的人告诉我，除了去厕所，尽量不要出这个房间，就走了。
晚上有人过来给我送了一盒饭，告诉我吃完了扣上饭盒盖放在桌子上就行了，明天早上送早饭时她来拿走。饭菜很可口，我很久没有这么安心的吃过一顿饭了。
第一晚，我的房间没有人来过，那一晚我睡的很踏实，这种踏实感觉很久没有过了。
早上吃完早饭就开始了一天的问话，事无巨细的问，我也是有问必答，特别是他们问曲柱子骚扰我的时候，我会回忆起那三年的每一个细节去诉说，问到黄主任时，我没有恶意编排，都是实话实说，问完话后，给我留下笔和纸让我把这下乡五年来的经历写出来，然后就走了，三天后调查组的人才过来。
这次过来不是问话，是谈话，通过这次谈话我明白了，已经被定性为对社会影响恶劣典型“英雄造假”案件，我做为这起案件的参与者，虽然有过错，好在及时醒悟，有勇气对“英雄造假“案主犯，黄利军，黄文正叔侄二人当众检举揭发，所以不再过于追究，有功也不奖励，就算抵过了。
其实我能将功补过的主要原因，是像我这种下乡女知青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所受道骚扰、逼迫、恐吓和欺骗等恶劣行为非常普遍，这严重侵犯女知青的人身权利和尊严，是违背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初衷，我始终保持自已的思想觉悟，有勇气在适当时机当众检举揭发，为党和国家、为人民清除资产阶级残余毒瘤。
所以公社把我的事迹作为“下乡女知青典型案例”对外宣传，引起更多人关注下乡知识青年和社会对此类事件的反思。
后来我又到了县里，接受着不同人的问询，谈话，还有记者采访，还在不同场所面对很多人声泪俱下的讲述我的事迹。
最后县里案件调查组负责人向我陈述了案件调查结果，“英雄造假”案主犯黄利军，黄文正欺骗地方政府，军队，党和国家及人民群众，他们二人对自已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，现在已被羁押，等候最后的判决。
对我进行长达三年骚扰、逼迫、恐吓的曲柱子娘俩，已经被定罪，曲柱子被判有期徒刑三十年，曲柱子他妈是有期徒刑十五年，现在已经入狱服刑了。
对了，还有你们没有想到的是，曲柱子也是黄主任的侄子，曲柱子他爸死的早，他妈带着他改嫁到曲家，你们现在明白了黄主任为什么要放任他对我的骚扰。
还有就是那天曲柱子拦截骚扰我，看到黄利军时不是害怕，是演戏给我看。黄利军跟他是表兄弟，是黄利军找他帮忙。”
我们听到这里，都为陈婷感到高兴，这种结果是我们谁也没想到的，不但无罪还有功，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。
这时叶珍看着陈婷有些不解的问：
“婷姐，你还没说黄利军是怎么找上你的，为什么他跟你的相遇是那么巧合。”
叶珍的不解也是我们想知道的，陈婷就接着说：
“黄利军是在公社看到我的，那天我去公社取家里给我邮来的包裹，他也正好坐车回村，到公社下车时看到我骑着自行车去公社邮电所，他认识我骑的自行车是大队部的，他每次回村都会找黄主任借这台自行车骑，他对这台车非常熟悉，又看到我长得还行，就打起了我的主意，也就有了后来的那些事。”
所有的疑惑都有了答案，我们虽然听着很过瘾，可陈婷刚回来，讲了这么长时间也很累，就都劝她赶紧上炕吃饭，陈婷很开心的说：
“我不累，也不太饿，是公社的车给我送回来的，在公社吃了饭的，本来是让我在公社在待两天，我急着回来，我知道你们都很担心我，所以我要求公社领导让我回来，今天是元旦，我想回来跟你们一起度过新年的第一天。
公社领导很理解我的心情，让我等车回来，让人开车送我回来，今天是元旦，公社的车太忙了，等到很晚我才坐上回来的车，车上还有公社调查组的一个领导，先到的是大队部，调查组领导跟李队长说明了我的功过，还有发生在三大队的两起案件处理结果，最后把处理结果的文件交给了李队长就又送我回知青点了。”
元旦的第二天，李队长在大队部门前的小场院里召开了三大队全体社员大会，公布了黄利军“英雄造假案”和“曲柱子娘俩骚扰、威逼迫害女知青案””处理结果，这件牵动着三大队每一个村民心的事情终于在1977年的第二天画上了句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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